医二代与父辈的难忘故事 王星空体育劲：父亲的言传身教影响我一生

　　星空体育平台从小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极少、自己吃饭、自己睡觉，“小打小闹”的生病不用去医院看医生……这大概是所有医生家庭中“医二代”“医三代”生活的真实写照。

　　总有人说，现在愿意学医的人越来越少了，但疫情后的高考，考生学医热情大涨。据百度发布的《2020年高考搜索大数据报告》显示，临床医学成为2020年考生们关注的十大热搜专业，“医学专业大学排名”相关内容搜索热度同比去年增长164%。

　　数据只是一种外在表现，更为重要的，应是社会各界对“医二代”“医三代”“医世家”更深入的关注，真正理解医者的伟大和崇高。他们对于医生职业究竟如何认知？晚辈与父辈之间有什么铭心刻骨的传承与延续？不论医学大家，还是平凡医者，白衣天使的桂冠皆非轻易可被承载，它需要荆棘编就，需要一代又一代医护人员用心血和汗水灌溉。

　　父亲王忠诚离开我们已经8年了，作为他唯一的儿子，我脑海里时常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虽然我在美国工作生活了30年，并没有一直陪在父亲身边，但他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言传身教，对于我的人生走向和职业选择意义深远。

　　曾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天坛医院名誉院长、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等多项职务；

　　他是唯一获得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最高荣誉奖章”的中国人，引领着中国神经外科步入世界先进行列。

　　2012年，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将编号18593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王忠诚星”。

　　我出生于1960年。凑巧的是，那年也正是国内神经外科起步发展的时候。1960年，我国第一个神经外科研究所——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在宣武医院成立，父亲受命担任副所长。刚出生几个月的我，出了早产婴儿保温箱，就来到了北京。

　　到北京工作后，父亲工作更忙了，甚至还曾“被失踪”。记得有一年中秋节，妈妈做好了饭，计划全家一起聚餐。天都黑了，迟迟不见父亲下班回来。那时候，没有手机，电话也不是很普及，就连医院领导也不知情。忐忑不安中，妈妈一直等到后半夜，父亲才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家门。原来，他在回家途中被一辆军用吉普车拦住，请他为部队一位突发脑出血的同志看病。一听说有紧急情况，他二话没说就随着家属奔向了医院，直到患者病情平稳了，他才回家。

　　小时候印象深刻的，还有半夜“咚咚”的急促敲门声。一个冬夜，一名危重患者家属敲门恳请父亲去会诊，事情来得突然，他顺手抓起一件棉袄披在身上就出了门。到了患者家中，在场所有人都用惊讶的目光，盯着眼前这个穿着花棉袄的大专家——他错穿了妈妈的棉袄。

　　父亲对患者总是一视同仁。无论是部长、局长，还是素不相识的普通百姓，在他眼中只有一个身份：患者。一听说有病情，他向来来者不拒，耐心地倾听患者讲述病情，尽最大努力去帮助他们。

　　父亲是一个非常有毅力和韧劲的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凡是认准的东西，他从不放弃。

　　在B超、CT、MRI等现代检测手段进入中国前，用“脑血管造影”取代“脑室空气造影”是神经外科临床医学的划时代进步。28岁那年，他将“脑血管造影”作为自己的自选研究课题，没有书籍，没有标本，缺少仪器，缺少经费，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他从野外捡来无名尸骨，自己消毒后用铁丝穿起来，对照研读《神经解剖学》；国营医疗器械公司买来的“穿刺影针”用着不顺手，他熬夜设计制造出符合中国人体尺寸和特点的工具；没有防护设施，长时间将身体暴露在X射线下，父亲白血球比正常人少一半，后遗症像魔鬼一样在他人生的后四五十年一直伴随着他。

　　1965年，他用心血凝成的中国第一部神经外科专著《脑血管造影术》终于顺利出版。虽然他从来不说其中的故事星空体育，我想一定充满了艰辛，这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也潜移默化影响着我。

　　1978年，我进入北京医学院学习星空体育，1983年考入首都医科大学神经外科研究生，并完成了以神经外科为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习。毕业后，随着国内医学院和大医院不断派医生到国外交流学习，我开始了在美深造的艰辛历程。

　　初到美国，我先后在依阿华大学医学院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从事神经外科基础研究工作，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实验室里做科研。这样的刻苦，一坚持就是6年。1990年，我一边科研，一边开始准备美国神经外科住院医师的考试。美国的住院医师培训中，神经外科时间最长，每年招收的数量也非常有限，绝大多数的名额都分配给了美国本土毕业的医学院学生。我最终成功进入了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院神经中心，经过长达7年的培训后，成为了圣弗朗西纪念医院的一名医师，并于2002年一次性通过美国神经外科医师协会测试，最先开启了华人获得美国神经外科协会认证的大门。回首30年前初到美国时的艰辛，到如今取得的成就，跟从父亲身上学到的“韧劲”我想是分不开的。

　　父亲很早就看到，和国外同道交流沟通才能更快进步，所以父亲很早就鼓励我们学英文，他五十多岁时自己也开始学英文，同时还尽可能创造机会，把他的学生们送到国外，学习最新的技术和理念。

　　1987年左右，国内有一股热潮，利用肾上腺移植、胎儿中脑移植的方式治疗帕金森病，在并没有充分人体实验证据的情况下，多家医院声称“效果显著”，大有向全国蔓延的势头。当时我就在美国做这项脑移植的研究，实验证实这种流行的神经移植手术效果并不佳。父亲详细询问了我的实验情况，回国后专门组织专家组负责这个课题，在交代任务时就制定了“积极而慎重”的研究原则，后又顶着巨大的压力及时叫停了该项目，现在看来非常正确，如果任由其发展，可能就成为“国际笑话”。

　　2008年，父亲组建了清华临床神经研究院并担任了第一任院长，他告诉我，神经外科发展的方向，不能光是临床，必须得有新的发明创造。

　　清华长庚医院是一家年轻的医院，面对业内在神经内外科已有几十年发展积淀的医院，要与之竞争，就不能用传统的手段。我们充分发挥清华大学医工结合的优势，促进临床与基础研究的融合，让智能医疗助力临床的诊疗中。

　　在神经外科，对于脑外伤、脑水肿的患者需要对颅内压进行监控，传统方式都是将探测仪的探头置于颅内，通过传感器将颅内压的波形传至工作站，从而完整了解颅内压的变化情况。通过分析患者颅内压变化，帮助判断从而确定治疗方案、估计预后。因为有创，所以容易感染，也受场地的限制。目前我们正在清华电子系一起研发经皮无线探测仪，不但对于患者创伤小，还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进行长时间不间断的监测，研究不同生理状态下患者颅内压变化，积累大数据，为后续的科研打下基础。

　　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我也希望充分利用清华大学工科的优势，将科研成果及时转化到临床中来，在神经的框架下做一些有新意和发明创造的事情，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受益。

　　本文作者：《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宗俊琳 荆冰 尹晗 熊文爽 特约通讯员 韩冬野 周瑾蓉 潘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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